近期，#两只蝴蝶下载2亿多次作者挣了5000#这一话题引发网友关注。

此前，有网友称《两只蝴蝶》词曲作者牛朝阳凭这首歌赚了2个亿。对此，牛朝阳向潮新闻记者表示：“版权就在我手里，但确实一直没人给我钱，从头到尾只拿到了5000元。”

在音乐圈，因歌曲版权而引发的争议不在少数。不论是邓紫棋与前经纪公司的版权纠纷，还是汪苏泷和张碧晨的“原唱之争”，亦或是近期的“下载2亿多次挣了5000元”风波，都常常引发公众的困惑和不解。

当下音乐行业的授权链条是怎样的？使用已发布歌曲，需要获得哪几方授权？词曲作者、演唱者、唱片公司，三者权益有何区别？这些年来，复杂权利链条之下，中国的音乐版权生态又有了哪些变化？

潮新闻就此对话业内人士及律师。



图片
社交平台截图。


从火爆彩铃到音乐平台，

音乐版权如何变现？


从火爆彩铃到音乐平台，音乐版权如何变现？

作为一代人的音乐记忆，彩铃下载量曾是一首歌曲火爆流行与否的重要依据。

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主任、杭州市律协知产委副主任贾宏律师表示，在彩铃时代，获利方主要是电信运营商、唱片公司及相关服务商，他们负责彩铃的制作、推广和销售，获得了大部分收益。

针对近期“两只蝴蝶下载2亿多次作者挣了5000”的话题，他表示根据《著作权法》相关规定，电影、演出等场合使用歌曲需获得词曲作者授权，可以约定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、期间，以及付酬标准和办法。“2005年时，牛朝阳是《两只蝴蝶》的词曲著作权人，若其未将相关权利授权给其他主体，使用方应找他获得授权。”



图片
牛朝阳收集的包含《两只蝴蝶》的歌曲专辑。受访者供图

与逐渐远去的彩铃时代不同，当下的音乐生态发生巨大变化，版权的变现形式也随之变化。

牛朝阳告诉记者，自己最近在两个音乐平台上传的两首新歌，获得了自动结算收益。“新歌点击量不高，但是上个月一个平台给我分了8元钱，另一个平台分了350元，是自动结算的。”

从事音乐版权运营的胡先生向潮新闻记者表示，当下歌手或素人上传歌曲至音乐平台得到的收益来自多方面，包括“会员订阅费；广告收入；数字专辑/单曲销售；打赏、增值服务；伴奏、翻唱授权；直播或线下延伸”等方面。

“音乐平台是发行渠道，也是结算方。它从唱片公司、版权公司拿授权，再把音乐推给用户，然后按播放量、传播使用等和协议规则分钱。”

胡先生说，平台也会从中抽成。

平台一般会和唱片公司、发行商签分成协议。如果独立音乐人通过发行代理上架，发行方也会分一部分。“比例与合作作品或粉丝流量有关，差别挺大，因人而异，20%-50%都挺常见”。


多重授权角色交织，

词曲作者是“最大权利方”吗？


“除特别约定外，词曲作者是著作权人，对作品有最根本的权利；演唱者的表演者权是邻接权，基于著作权人的授权；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则是对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，三者权利来源和范围不同。”贾宏表示。

“当下，词曲作者的下游往往是版权公司、代理公司或直接对接平台。”胡先生解释，现实中词曲作者的授权常与版权公司/代理公司协作，同时把“公共表演/广播/卡拉OK/酒店/商场等大规模场景”许可与分配交给集体管理组织来做，以降低交易成本、提高收款与分配效率。

这其中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（MCSC）是“词曲端的一站式授权与分配”的行业枢纽之一。“简单来说，它是‘词曲版权的大管家’。”胡先生说，MCSC就是专门帮词曲权利人统一管理、授权、收钱、分账的。比如餐厅、KTV、广播、网络播放这些场景，都归它帮忙谈授权、收许可费，再分给作者。

胡先生介绍，如果需要使用一首歌曲，通常涉及三块，一是词曲著作权。要把歌和画面绑在一起（同步使用），必须先拿到词曲授权；二是录音制作者权。如果要直接用现成的录音，还得找录音版权方（唱片公司）拿母带许可；三是表演者权。涉及演唱或演奏的人，如果用了他们的演绎，要取得许可或支付报酬。

他举例，如果某综艺要使用《歌曲A》的原版，那么首先需要去词曲创作者或出版公司拿同步权，再找唱片公司拿母带使用许可，最后搞定表演者（歌手）的同意或支付报酬。

“在多重角色中，没有绝对的‘最大权利方’，但影视综场景第一步必须搞定词曲同步授权，因为画面要配这首歌。不拿词曲授权，连翻唱都不合法。如果还要用原版录音，还得搞定录音权和表演者权，三者缺一不可。”胡先生表示。

贾宏也同样表示，在整个音乐创作及传播过程中，词曲作者虽然作为作品的创作者，享有重要的著作权，如复制权、发行权、表演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等，但不是绝对的“权利最大的一方”。在不同的法律关系和合同约定下，各方权利义务不同。需根据具体情况，如合同约定、法律规定以及实际的权利行使情况等来确定在特定纠纷中的优先性。


复杂权利链条之下，

音乐版权生态走向何方？


在贾宏看来，近三十年来，著作权相关法规进一步完善，中国音乐版权生态已经进入尊重正版、尊重权利人的时代。

胡先生也同样注意到，一方面，MCSC等集体管理组织作用更大了，能够覆盖更多场景，分配机制更体系化。另一方面，平台付费用户增长，音乐订阅已逐渐成为核心收入，版权投入进一步变大。

尽管如此，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。

贾宏认为，当下音乐行业知识产权纠纷中，最常见的问题包括以下几类：一是版权归属不清晰，例如合作创作时对各方贡献及权利划分约定不明、受托创作时未明确版权归属。二是授权链条不完整或存在瑕疵，如授权期限、授权范围界定不清等。三是侵权行为难以界定，数字时代音乐传播渠道多样，短视频平台、网络直播等新场景下，对于音乐使用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较为复杂。四是维权成本高，音乐作品传播范围广、速度快，侵权行为尤其是线下的侵权行为发现难、取证难，且维权所需的时间、经济成本较高。

“总的来说，相关权利链条还是很复杂，而且存在长尾创作者变现较难的情况，大部分收益集中在头部。”胡先生分析，一方面，多数创作者和平台/公司签署合同时，往往是自身没有热度的时候，权益比例没有那么高，而且小众创作者也很难接触到体系较完善的公司。另一方面，当下场景越来越多（短视频、直播、AI音乐），授权辐射范围和结算范围很难跟上，都分散于各个平台软件。

“随着AI歌曲、抖音商业歌曲等市场内卷和艺术冲击，往往让大众觉得做一首高品质的音乐成本很低。”胡先生表示。

胡先生认为，未来可以针对短视频、AI、直播等不同场景，推出相应标准化的条例规定，让授权方案更人性化。“如何借新媒体平台提高高质量作品的曝光度也值得关注，持续向国内外市场输出优质作品。”